谈起最疯狂痴迷的那段往事,陈长文笑称:“那就是白天黑夜,抱着不放手。”尤其是收了新品之后,除了上课和去洗手间两件事外,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抱着盆研究。连陈长文自己都记不清,多少个夜晚自己是跟紫砂花盆睡在一起的。“睡前什么姿势,醒来还是那个姿势。”陈长文说。

面对每个假期就要抱回来的几十个紫砂花盆。陈长文坦言,每个紫砂花盆自己给老婆的报价都只是实价的零头。2008年夏天,陈长文花了28000元,在江苏南通市一位老者的家里收了一个紫砂花盆:云新的字、缶硕的画、益初的造型,全部出自大家之手。陈长文的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。“连给妻子打电话的念头都不敢想,可他也没想过放弃。”最终,陈长文拨通了朋友的电话,这才遂了心愿。至于如碗般大小的花盆,花了三千；两个一套的花盆,花了八千……这样的价格,陈长文说自己也根本不敢告诉家人。

十年间,陈长文收藏了200多件紫砂花盆。器型有马槽、梅花、鼓型等几十种。

“紫砂花盆器型大气,有利于艺术家发挥。”陈长文所说的发挥,不单单是花盆所栽的盆栽的再造。“紫砂壶不能施彩,变化就少了一分。由于器型太小,也难以像紫砂花盆一样能在陶刻方面有更大的施展空间。”在陈长文看来,紫砂花盆工艺更高。

“砂料挖掘、粉碎、淘炼、造型、美工、烧等等复杂的工序,使得一个紫砂花盆必须有无数人的参与。”陈长文说,越是陈年老泥做出的紫砂花盆就越好。同样,紫砂老花盆也背负着深厚的历史、文化等价值。陈长文收藏的紫砂花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“文革时期”的作品。“这一时期名家辈出。”陈长文说,这一时期由于砂料好、技术好……名家们更能施展才技,作品自然最佳。而历史学家的身份,让他对这一时期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文、历史价值多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认识。

陈长文专注于文革时期紫砂花盆落款和署名研究,如今已经研究出当代著名陶刻大家徐秀棠、谭泉海、鲍志强、毛国强等二十余位任淦庭弟子五十余年来的从艺历程。

在每年两次雷打不动的假期,在国内寻宝之余,陈长文也相当注重回流的紫砂花盆。

“在日本做高级访问学者,以及这些年在韩国等国家开学术研讨会期间,我买回了五六件紫砂花盆精品。”陈长文说,历史学家的专业背景让他对“国家精神”有着严苛的理解。今年下半年,陈长文将整合十年的收藏研究,出版一部专著,暂定名为《中国文革紫砂陶刻艺术鉴赏与研究》。

收藏十年,不过沧海一粟。用陈长文所说:“我与紫砂花盆的情分不是十年、二十年,是终生的。”

紫砂壶款识

在款识方面,紫砂壶通常在盖内和壶底部印上工艺师的印章,有的还会在壶柄下方署名,每个工艺师的印章都不一样,各有各的设计风格,而这也是他们的标志。历史上第一把有年款的紫砂壶就是祖师供春的六瓣圆囊壶,刻有“大明正德八年供春”,而第二把在1984年以后才出现在时大彬手里。在清代以前,紫砂壶的款识多为刻款,而随着壶款及数量的增多,印款也逐渐出现。至于款识的位置,不同年代刻制的地方也不一样,明代时主要刻在壶把下,壶底,壶腹上,到了清代则刻在盖唇上、盖内和壶嘴下等部位。今天的制壶作家的落款大都出现在三个位置,壶盖里面,一般为名章；把梢上,一般为姓章；壶底,一般为姓名章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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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来源：齐鲁晚报)